上海书展已是国内出版界的著名品牌，也已成为上海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。2004年至今，我参加了每一届上海书展，以工作人员的身份，或以读者的身份。这里仅取有关的几则思考和回忆。
 
一、上海书展还是应该姓书

上海书展本来是只卖书的，书卖得多了，就开始也卖别的。比如文创产品、文具、工艺品等等，后来，印刷（印刷机械、绿色印刷）、“高新科技”与各种新媒体……都来热闹过。

一个活动，一旦形成规模，发生巨大社会影响，必然会有大量的相关活动来搭船借势。搞好了，相得益彰、相互促进；搞得不好，则冲淡主题，两面不讨好。上海书展如果枝蔓过多，很容易沦为后者。

上海书展不同于庙会、集市，也不同于“文博会”，它有自己明确的设展主体和较对应的读者群体。而且，上海书展有一个先天不足的毛病——场地太小。这一点，决定上海书展必须强干削枝，将书展书的属性开发足、开发透，和综合会展始终保持距离。

上海书展也不同于全国书博会，在出版社的层面，它向全国（乃至全球）开放，但在读者方面，它始终如一，只面向上海和极少几个周边省份读者。15年来，这批读者，对上海书展形成了自己的品味和评价标准；第一届上海书展上的学生，很多已经为人父母，甚至还有带下一代来的，这其中有自然的文化传承。所以，上海书展的继承要大于变动，尤其不宜年年求变求新求异，事实上，上海书展的组织者们对这一点分寸把握得较好。
 
二、即使是行为不检点者，也要给他们留颜面

汪耀华先生有过一篇文章，回忆他在几届书展上和“孔乙己”们斗智斗勇的故事。其实，长年参加书展的工作人员，谁没遇上过几个“孔乙己”呢？

书展的收款，主要靠读者自觉。据我多年观察，上海读者的素质还是相当高的，但如果有人成心浑水摸鱼，也是很容易得手的。各社卖的书，都是临时上架的，不可能预设磁条，用器械验别是否付款消磁；各社工作人员，几乎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，遇到专业窃书者，实在不是对手。

有一年，我正好在本社展位上，突然，我社一位工作人员快步走向隔壁展位，一把搭住一位男士。这位男士当下反应很激烈，声音很大，在书展现场，这样下去很容易酿成事件。我赶紧上前，先稳住这位男子。原来，他拿了两本本社图书，没付款，就去到下一家出版社展位去了。他的解释是：不知道要当场付款，以为可以到出口处统一付款——可见，本社工作人员不如汪耀华先生机智，没有尾随这位男子到出口鉴别其是否会付款。

事情很快就处理完毕，现场恢复平静，但我心理不平静：类似的情况，几乎每天都可以发生，如何处置为好？未付款的情况很复杂：可以是忘了，也可以是误会，当然，还有故意的。但无论哪一种情况，都不可以在书展现场与其发生争吵乃至肢体接触。有的人，很善于利用这一点，或者因为恼羞成怒，会故意把事搞大。

后来，每届书展前，我组织工作人员做动员，都会讲这件事，会特别提醒工作人员注意：发现未付款者，语气、口吻、动作都要有分寸，即使有十分证据认定对方是故意不付款，也要给对方一个台阶，给他留下面子。这不是向罪恶妥协，从小了讲，是不想在书展现场出事；从大了讲，希望以此给这些人一个触动良心反思自己的机会。
 
三、好心有好报

相信去过书展，且仔细观展的人，会注意到一个现象：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展位怎么面积那么大、位置这么好？而且正对楼梯口望去，整面墙的喷绘装饰，华师大社的LOGO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，视觉冲击力极强。

这里面有一个故事。

早几届上海书展，各社的展位不是固定的，常有调整。那年，大学板块出版社的展位分配在现在的位置上（至今再未变过）。怎么给各社分配展位？这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。当年我还在华师大社工作，正好又在大学板块发行上负责做一点事，这个烫手山芋就落在我的手上。我请示了社长朱杰人，定下这样一个原则：华师大出版社最后挑展位，如果哪家社展位不够，就从华师大展位中拨出；如果哪家社展位有嫌多，华师大社就收下。由于这个原则，加上各社都很理解、很配合，展位分配的事很快就解决了，其结果就是现在的格局。

根据原方案，华师大社的展位在楼梯口两侧，两面不连，连进出口子都几乎没有。对此，社里一些同志很郁闷。我发现楼梯上一大块平台是空着的，恰好和华师大的展位相连。我就去和组委会协商：华师大社可以多付一点展位费，把这块空地拿下来，组委会同意了。结果，奇迹出现了。十年来的实践证明：当年的一个决定，给华师大社带来了一块风水宝地。
 
四、看到了俞正声同志

有两年，上海书展在世贸大厦举办。一天下午六点左右，这是读者最少的时间段，整个展场没几个读者，本社展位只留了我一个人。

这时有一个长者缓步过来，不时停下来，拿起一本书翻翻。走近我社展位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不是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吗？我正在想：要不要上前和他打招呼？去向他介绍几本书？因为此前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高级别的领导，不知应有的礼节。正在纠结中，见到俞正声身后十多米远处，时任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楼荣敏跟着。我和楼局长目光对视，用手指了指俞正声，意为：可以上前吗？楼局长对我摇了摇手，我点了下头。一会儿，俞正声走向下一个展位，楼局长过来，告诉我：领导喜欢安静地看看书，不想有人打搅。

这过程，前后一共几分钟。我未见俞正声有别的陪同人员，事先也未接到在展位候驾的通知。甚至我连他在展位上翻了哪几本书都没弄清楚，但这事却始终清晰地记着，每年书展前后，都会从记忆深处涌上来。这绝不因为俞正声是个大人物，而是因为在书展上见到太多领导前呼后拥媒体成群的场面，反差太强烈。

这事的下半年，2008年10月，我正在北京培训学习，传来噩耗，楼局积劳成疾，不治去世了。很可惜。我和楼荣敏局长接触不太多，但我有时会怀念他。

以上，是这15年参加上海书展所见所忆之一鳞半爪，细碎琐屑，恐怕难入大人法眼。但我则认为，上海书展之所以成为上海书展，恐怕正是因为有了这许多的一点一滴。